​张济海——中国艺术文化交流伟大贡献奖

 

　　丹青传世，翰墨凝魂。中国艺术文化交流伟大贡献奖以最高礼遇致敬那些以笔墨为桥梁、以艺术为纽带的杰出书画艺术家。他们以东方美学的深邃意境，让书法绘画跨越疆域，成为世界感知中华文明的窗口;以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匠心，推动文明互鉴，在丝路长卷上续写文化共鸣的华章。此殊荣不仅是对艺术造诣的嘉许，更是对其在弘扬国粹、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中卓越贡献的崇高礼赞。愿艺术之光永驻，继续绘就文明交融的时代新篇!

   

　　张济海，1955 年生于山东莘县，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一级美术师 ，开宗立派的书法家。

　　张济海 15 岁因书画特长被特招入伍，开启 40 多年军旅生涯，其坚毅性格与雷厉风行作风融入书法。他独创“爨八体”，将多种书体特色融为一体，被收入新版《中国书法大字典》而永载史册。代表作《厚德载物》等，在各大拍卖高价拍出，还被镌刻于八达岭长城居庸关。著有《书法教程》《心灵轨迹》《书法有道》《书法兵法论》《爨八体自述》《能量书法论纲》《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学范本》《书法大道365》《张济海书法作品集》等。

 

　　张济海是经半个多世纪沉淀下来的书法大家

　　文/史留成

　　当岁月的笔墨在艺术长河中晕染，真正能被铭记的，从来不是浮于表面的技巧炫示，而是经时光沉淀、与生命共振的精神表达。张济海的书法艺术，恰是一部用半个多世纪人生书写的“沉淀之作”——从蒙童握笔的懵懂，到军旅生涯的淬炼，再到花甲之年的创变，他以“德、识、技”为基，在传统与创新的辩证中开宗立派，最终成为当代书法史上兼具厚度与高度的大家。

　　这份沉淀，首先见于艺术风格里“时光熔铸的辨识度”。不同于急功近利的风格猎奇，张济海的书法面貌，是半个多世纪对“形”与“意”的持续打磨。他独创的“以意赋形”理念，绝非空泛的理论口号，而是将书写内容的精神内核，化作笔墨形态的自觉实践：写《厚德载物》时，笔势如群山稳重，线条藏纳“载物”的包容之力，故能镌刻于八达岭长城居庸关，与雄关共同诠释中华精神;书《中国风》时，笔墨又添灵动舒展，似江河奔涌，恰契合奥运、世博的开放气象。更具开创性的是“爨八体”的融合——他并非简单堆砌隶书的古拙、楷书的严谨、篆书的圆劲，而是以数十年对汉魏碑帖的深耕为底，将诸体特质拆解、重组，最终形成兼具历史厚重与个人印记的书体，被收入新版《中国书法大字典》，这份“开宗立派”的认可，正是时光对其风格沉淀的最佳注脚。而 42 年军旅生涯赋予的“刀劈斧凿”之感，更让他的作品跳出文人书法的柔媚，多了几分金石气与风雷声——《血性书法论》中所倡的“书为心画，亦为性画”，恰是他将军旅岁月的刚健，沉淀为笔墨风骨的生动写照。

　　沉淀更显于学术与教育中“知行合一的体系化”。真正的大家，从不只是技艺的佼佼者，更是传统的传承者与文脉的拓荒者。张济海的学术贡献，在于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，提炼为可落地、可传承的理论体系。他所著的《书法教程》《书法大道 365》等专著，绝非技巧的简单罗列，而是以“德、识、技”三位一体为核心，把书法从“写字”提升至“修身”的维度——“德”是书法的根基，强调书家当有“服务社会，净化人心”的担当;“识”是书法的眼界，要求深耕传统而不囿于传统;“技”是书法的载体，需经千锤百炼方能达“形意合一”。这种体系化的思考，源于他从蒙童到大师的切身经历，更源于对书法教育痛点的深刻洞察。而在军营首创的“战地书法教学法”，则将理论化作最鲜活的实践：以弹药箱为案，让书法走出书斋，接了军营的“地气”;以兵法为教材，将“知己知彼”“稳扎稳打”的军事智慧，融入笔法章法的讲解，既有趣味又含深意。正是这种“从实践中来，到实践中去”的沉淀，让他培养出数百名书法骨干，也让书法教育在特殊场景中焕发新生。

　　更值得称道的，是这份沉淀最终升华为“艺术哲学的通透感”。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练，让张济海的书法超越了“技”的层面，抵达了“道”的境界。他强调“书法即心法”，这绝非玄虚之谈——晚年的行草作品，笔锋褪去了早年的刚猛，多了几分天真质朴，却又在看似随意的线条中藏着沉厚大气，恰是他对“形意合一”的终极诠释：不刻意追求“老辣”，却因岁月沉淀而自然流露;不刻意标榜“创新”，却因心法通透而自成一格。这种通透，更体现在他对“传统与创新”的辩证把握上：他深植二王、汉魏传统，临帖不辍半个多世纪，却从未沦为“复印机”;花甲之年仍敢“创变”，却始终以传统为根，最终形成“秀逸和谐，谨严壮美”的审美境界——这份“守正而不守旧，创新而不越界”的清醒，正是半个多世纪艺术生涯沉淀出的智慧。

　　当我们回望张济海的艺术之路，从蒙童握笔到“全球华人十大杰出艺术家”，从战地教学到作品登陆纽约时代广场，看似辉煌的履历背后，是半个多世纪“一日不书，便觉思涩”的坚持，是“以笔墨为舟，载文化而行”的担当。他的书法，不是短时间内可复制的“爆款”，而是时光慢慢熬煮出的“陈酿”;他的大家之名，不是靠流量堆砌的虚名，而是经岁月沉淀、被业界认可、为时代需要的实至名归。

　　或许，这正是张济海给当代书法界的启示：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“速成班”的产物，而是“慢功夫”的结晶。半个多世纪的沉淀，让他的笔墨里藏着岁月的温度，藏着文化的深度，更藏着一个书家对艺术最本真的坚守——这样的沉淀，才是“大家”二字最厚重的注脚。

 

　　血性书法论

　　文/张济海

　　作为长期深耕书法艺术与军旅文化融合的创作者，笔者始终认为：中国书法的精神骨力，从未脱离军人血性的滋养。基于此，笔者在《血性书法论》相关研究中首次明确界定——所谓“血性书法”，并非单纯以军人身份为标签的书法创作，而是以军人军事活动为精神内核、以“忠勇毅谋”的血性特质为笔墨灵魂，将军事实践与书法艺术深度熔铸的创作范式与文化形态。它既包含军人书家在军旅生涯中孕育的笔墨风格，更涵盖军事思维、军事伦理对书法技法与精神的深层塑造。回溯中国书法三千余年发展史，从毛笔创制到经典书家，从碑刻遗存到笔墨精神，几乎每一处关键节点都深嵌军人与军事的烙印——甚至可以说，没有军人的实践创造、军事的文化滋养，便没有中国书法如今的恢弘格局。本文拟从历史渊源、精神内核、当代实践三个维度，系统阐释军人血性与书法创作的密不可分，以证“武为艺之基，血性为笔墨之魂”。

　　一、史脉寻踪：军事实践与书法发展的共生轨迹谈及书法与军事的渊源，最直接的起点便是书写工具的创制——相传毛笔为秦代军事家蒙恬所造。据西晋崔豹《古今注》载：“蒙恬始作秦笔，以枯木为管，鹿毛为柱，羊毛为被。”彼时蒙恬率军北击匈奴、驻守边疆，因“简牍书写不便，削木为笔”，虽后世考古发现战国时期已有毛笔雏形，但蒙恬作为军事统帅，基于军旅文书传递的高效需求，对毛笔进行“柱被法”改良(以硬毛为柱增强弹性，软毛为被提升储墨)，使其更适配战场文书的快速书写与长途携带。这一改良直接推动了秦代篆书的标准化书写，为“书同文”的文化统一奠定了工具基础——可见书法艺术的“物质载体”，最初便源于军事实践的现实需求。

　　若论军事与书法的早期深度融合，东汉蔡邕的实践尤为关键。蔡邕不仅是文学家，更曾官拜左中郎将(掌管宫廷禁军，属军事要职)，参与过平定黄巾起义的军事行动。其书法成就中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主持镌刻《熹平石经》——这一工程看似是文化举措，实则暗含军事逻辑：东汉末年政令混乱，蔡邕以军事统帅的“规整思维”，将儒家经典刻于石碑、统一文字版本，既解决了经文讹误问题，更以“标准化”的书写范式凝聚文化共识，恰似军队以统一军纪凝聚战斗力。而他提出的“九势”书法理论(如“转笔宜左右回顾，无使节目孤露”)，更暗合军事动作的韵律——“转笔”如骑兵迂回，“藏锋”如士兵掩体，将军事动作的节奏感转化为笔墨的运动规律，成为后世书法技法的重要基石。进入书法艺术成熟期，军人书法家更成为推动书体演进的核心力量。东晋王羲之，官至右军将军(故称“王右军”)，其军事生涯虽不如战功赫赫的将领那般耀眼，但军旅经历赋予的格局与气度，直接融入其书法创作。他在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中提出“夫纸者阵也，笔者刀槊也，墨者兵甲也，水砚者城池也，心意者将军也”，将书法创作完全类比为军事作战：“先定谋虑，然后动笔”，如同军队作战前的战略部署;“一点成一字之规，一字乃终篇之准”，恰似战场中先锋与全军的呼应。这种“以武喻书”的理念，使其书法突破了魏晋时期的“姿媚”局限，在《兰亭序》中既见“飘若浮云”的灵动，又藏“矫若惊龙”的劲健——后世评价其“笔力能扛鼎”，实则是军人“谋定后动”的血性气质在笔墨中的自然流露。同期的谢安，作为指挥“淝水之战”的军事统帅，其行书亦深含军旅气度：笔法行云流水却不失骨力，章法疏朗如军阵开阔，《中郎帖》中“每念君，一旦知穷，追惟酷甚”等句，笔锋转折如战场应变，将军事家的沉稳与文人的细腻熔于一炉，成为东晋“军人书法”的另一典范。

　　唐代是军人书法家成就最辉煌的时代，除颜真卿外，柳公权的书法亦深含军事气质。柳公权虽以文官身份著称，但其祖父柳正礼曾任邠州士曹参军(掌管军事文书)，父亲柳子温官至丹州刺史(兼领地方军事)，家族军事背景深刻影响其书法风格。他提出“心正则笔正”的著名论断，看似谈书法伦理，实则暗合军人“立身正、行事正”的血性要求;其楷书《玄秘塔碑》，笔锋如刀削斧劈，横画收笔如“军刀入鞘”，竖钩如“长枪立地”，结体严谨如军阵排列，开创“柳体”的“骨感”美学——后世以“颜筋柳骨”并称，这“骨”，正是柳公权从家族军事传承中习得的“刚正血性”。南宋至明代，“血性书法”更显直接的军事烙印。南宋岳飞作为抗金名将，一生“渴饮匈奴血，饥餐胡虏肉”，其书法作品传世虽少，却字字见血性。《满江红·怒发冲冠》手书(虽存真伪争议，但精神契合岳飞气质)中，笔势如战马奔腾，“怒发冲冠”四字横画斜出如剑眉倒竖，“靖康耻，犹未雪”笔锋顿挫如咬牙切齿，通篇墨气淋漓，似战场热血喷薄——这种“以笔为枪”的书写，完全脱离了文人书法的“雅玩”心态，是军人“精忠报国”的血性在纸上的呐喊。同期陆游，46 岁投身军旅，其书法《自书诗卷》亦显军事豪情：笔力纵横如骑兵冲锋，墨色浓淡交替如军情起伏，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”等句，笔锋劲挺如持剑立马，将诗人的爱国情怀与军人的刚毅气质完美融合。

 

　　明代军事家戚继光，更是将书法与军事训练直接结合的典范。作为抗倭名将，他在《练兵实纪》中专门列“习字”一条，要求将士“每日写字一页，以益心力”，并明确指出：“字迹端楷，则心细;笔画劲挺，则气刚”——将书法训练作为培养军人“心细、气刚”血性的重要手段。其传世书法作品《送李小山归蓬莱诗》，笔力沉厚如握枪稳劲，章法疏朗如军阵开阔，字里行间透着“保家卫国”的刚毅，完美诠释了“武将书法”的血性特质。此外，明代另一位军事将领俞大猷，亦善书法，其草书作品《正气歌》，笔势连绵如战场冲锋，墨色浓淡交替如军情起伏，将抗倭将领的豪情注入笔墨，成为“军旅草书”的代表。

　　清代以降，军人书法的血性传承更显多元。林则徐作为抗英名将，虽以禁烟与军事功绩闻名，其书法亦具军人气度：楷书《佛说无量寿经》笔锋沉厚如戍边堡垒，行书《致姚春木手札》笔法灵动却不失骨力，将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家国情怀融入笔墨，成为清代“血性书法”的重要代表。左宗棠作为晚清湘军将领，书法风格雄浑豪放：篆书取法秦碑，笔力如铸铁;行书如战场檄文，气势磅礴，《行书七言联》“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事非经过不知难”，笔锋顿挫如行军步伐，尽显军事家的豪迈格局。曾国藩虽不以书法名家，但在其《家书》中多次强调“习字可练心劲”，要求子弟以“军人练兵之法”习字，推动了晚清“碑学复兴”与军事文化的结合——这些史实无不印证：书法的每一次演进，都与军事实践的需求、军人血性的滋养密不可分。

　　二、精神同构：军人血性与书法内核的深层契合若说历史例证是“形”的关联，那么军人血性与书法内核的精神同构，则是二者密不可分的“神”之所在。笔者在长期军旅书法教学与创作中发现，军人所崇尚的“忠、勇、毅、谋”四大血性特质，恰与书法创作的核心要求完全对应，构成了“武与艺”的精神共鸣。

　　其一，“忠”的信仰，对应书法创作的“守正”之基。军人之“忠”，是对家国的忠诚、对信仰的坚守;书法之“守正”，是对传统笔法、字法、章法的敬畏与传承。颜真卿之所以能创“颜体”，正是因为他先“守正”——精研王羲之、褚遂良等前人笔法，打下扎实传统根基;再以“忠”的血性突破，将家国情怀注入笔墨，方有“颜体”的大气。林则徐书法之所以显“正”，亦因他坚守帖学传统，再以“忠君报国”的血性赋予笔墨筋骨。反之，若学书者背离传统、盲目求新，如同军人背离信仰、临阵倒戈，终难成大器。笔者在提出“因义生情，由情赋形”创作理念时，首重“义”的坚守——这“义”既是文字内涵的本义，更是对书法传统的“忠”，恰如军人对家国的“忠”，是一切创作的根基。

 

　　其二，“勇”的气魄，对应书法创作的“突破”之胆。军人之“勇”，是冲锋陷阵的果敢、是临危不惧的魄力;书法之“突破”，是在守正基础上打破惯性、开创新风的勇气。王羲之若没有“敢破钟繇楷书成规”的勇气，便不会有“行书天下第一”的《兰亭序》;颜真卿若没有“敢破初唐瘦硬书风”的魄力，便不会有“颜体”的雄浑;岳飞若没有“以笔为枪”的胆气，便不会有《满江红》的震撼。笔者在创作“爨八体”时，亦深悟此理：融合“二爨”碑刻与多体笔意，需先有“敢拆古碑”的勇气，再有“敢重组笔法”的魄力——这种“突破”之胆，正是军人“勇”的血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转化。

　　其三，“毅”的坚韧，对应书法创作的“苦修”之功。军人之“毅”，是日复一日的训练、是久战不馁的坚持;书法之“苦修”，是“池水尽墨”的勤练、是“十年磨一剑”的执着。王羲之“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”，是“毅”;颜真卿晚年仍“每日临帖不辍”，是“毅”;戚继光在抗倭战事间隙，仍坚持“每日习字半时辰”，是“毅”;笔者早年为钻研“二爨”碑刻，曾携带拓片驻守边防，在艰苦环境中每日对碑临写，寒冬腊月以雪水研墨亦不中断——这份“苦修”之功，正是从军旅生涯中习得的“毅”性。书法界常言“字无百日功”，实则是“毅”的血性支撑：没有军人般“久练不辍”的坚韧，便难成笔墨中的“骨力”。

　　其四，“谋”的智慧，对应书法创作的“布局”之巧。军人之“谋”，是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的战略;书法之“布局”，是“意在笔先”的整体谋划。王羲之写《兰亭序》前，“饮酒赋诗，兴至而作”，看似随性，实则早已“谋定全篇”——28行、324 字，疏密有致如军阵排布;颜真卿写《祭侄文稿》，虽为草稿，却“情之所至，谋之所随”，字距行距随情感起伏调整，如战场应变般灵活;戚继光书写大幅作品时，常先以“沙盘画阵”之法规划章法，再落笔创作——这种“布局”之巧，正是军人“谋”的血性在书法中的运用。

　　正是这“忠、勇、毅、谋”的精神同构，让军人血性与书法创作超越了“实践关联”，成为深度契合的精神共同体——军人以血性铸军魂，书家以血性铸笔魂，二者本质上都是对“刚健有为”民族精神的传承。

　　三、当代践行：以血性书法培育新时代军旅文化站在当代视角，厘清军人血性与书法创作的渊源与同构，绝非单纯的历史考据，更有其现实意义——笔者提出“血性书法”理念、开展“战地书法教学法”实践，正是希望将这种精神关联转化为培育新时代军旅文化的载体。

　　在边防部队教学时，笔者发现：年轻战士对书法的兴趣，往往始于对“血性笔墨”的共鸣。于是设计“战地书法教学法”：以“横画如枪、竖笔如炮”的比喻讲解笔法，让战士在书写中感受军事元素;以岳飞《满江红》、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、戚继光《送李小山归蓬莱诗》为范本，让战士在临摹中体悟不同军人书家的血性特质;组织“战地书法展”，鼓励战士书写“保家卫国”“精忠报国”等内容，将笔墨与初心结合。这种教学法不仅让战士快速掌握书法技巧，更以艺术形式强化了“血性担当”——有战士在心得中写道：“写‘枪’字时，笔锋要挺，就像握枪要稳;写‘国’字时，框要固，就像守土要牢。” 这正是血性书法“以艺育武”的生动体现。

　　而“爨八体”的创作与推广，亦是笔者践行“血性书法”的重要尝试。融合“二爨”碑刻的“刀劈斧凿”与军旅的“雄浑刚毅”，让这一书体既含古碑的厚重，又显军人的血性——其作品《厚德载物》被镌刻于八达岭长城，正是希望以“血性笔墨”呼应“长城精神”;《血性》《忠诚》等作品亮相军事主题展览，则是直接以书法语言传递军人核心价值观。有老将军观展后评价：“看这字，就像看到了战场上的兵，有骨、有气、有血性!” 这正是笔者追求的“笔墨见军魂”的效果。

　　此外，笔者推动的“百石传薪”工程，也融入了军事与书法的融合思路——选取刻有“精忠”“守正”“创新”等字样的石碑，组织军人与青少年共同拓印，在拓印过程中讲解石碑文字背后的军事故事(如“精忠”对应岳飞、“守正”对应颜真卿、“毅”对应戚继光)，让书法成为传承军人血性的纽带。这种实践印证了：当代书法若要服务于军旅文化建设，唯有扎根“军人血性”的精神内核，才能真正实现“以艺养德、以墨铸魂”。

 

　　结语

　　回溯历史，从蒙恬制笔到蔡邕刻经，从王羲之、谢安的东晋风度，到颜真卿、柳公权的唐代气象，再到岳飞、陆游的南宋豪情，戚继光、俞大猷的明代刚毅，林则徐、左宗棠的清代担当，军事实践始终为书法发展提供着物质基础与精神滋养;审视当下，“血性书法”的理念与实践，则让二者的关联在新时代焕发新生。正如笔者始终强调的：“书法无血性，则笔墨软;军人无血性，则家国危。” 笔者的书法探索，本质上是对“武与艺”精神同源的坚守——以军人血性为骨，以笔墨技巧为锋，让书法既成为传承传统的艺术载体，更成为培育军人血性的精神沃土。

　　在当代书法与军旅文化融合的道路上，这一探索仍需深化——唯有始终紧扣“血性”这一核心，才能让书法艺术真正成为“强军文化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让千年笔墨在新时代继续书写“军魂与艺魂”的共鸣。